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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也不是所有实验都获得极为满意的效果，后勤处那些千刀杀的要求找能言善辩的军人大量实施战前动员，喊口号，洗脑什么的。而法军当下的这个战斗意志很难找出足够数量能够鼓动作战意志的家伙，所以一些进攻未免打了些折扣。

　　法国不缺乏演说家，总司令部经过讨论，认为紧急征募演说家，可让他们服用吸食“防毒气药物”后发表演说。总之，种种计策井喷般涌现出来。这在法国总司令部也是极为罕见的事情。

　　然而当总司令部要求后勤部门继续提供“防毒气药物”用以接下来要爆发的大规模进攻战的时候，后勤部门表示，“药物已经用完，你们得再等等。”

　　这样延误战机的事情差点让总司令部把后勤部门送上军事法庭，法国方面的电报立刻飞向了万里之外的中国。

　　人民党商务代表王斌言辞恳切的对法国公使说道：“虽然我们没有进行过足够的研究，但是这种药物必然会导致相当程度的副作用，我们已经把这些药物列入我们的《麻醉品管制条例》附带的管制药物名单。所以我希望贵国能够对其进行更多研究之后再考虑大规模使用。”

　　法国公使礼貌的等王斌说完，他环抱的双臂压在桌面上，上半身探进了桌面之上。用一种带着真正焦虑的语气，法国公使问道：“请您说吧！您到底要开什么价？”

　　1917年4月4日，戒备森严的巴黎卢浮宫前，中国公使以及工作人员和法国人一起仔细的把法国从中国掠夺走然后在卢浮宫展出的“战利品”送上了汽车。长长的车队将开往瑟堡，中国文物将在那里装船开往中国。同行的还有为数不菲的白银，这就是王斌要求的代价。

　　中法对此事达成密约，中国不承认销售任何药物给法国，同时法国在战后也不能以任何理由或者方式将这些“防毒气药物”返销中国。也就在这些被掠走的中国文物装车前的一天，法国委托英国军舰进入长江紧急驶向芜湖，在芜湖接收“防毒气药物”后转而开往欧洲。力求在最短时间内将这些货物运抵欧洲，运抵法国。

　　对法国来说，上一次尝试不仅仅组织起了许久不见的真正的进攻，而且还达成了另外一个原本没有想到的效果，可以大量消耗掉那些“有叛国意图的危险军人”。后防补充的新兵战斗意志远比那些被战场折磨了三年的老兵更强悍，新兵的忠诚度更可靠。法国上层已经被1916年法国军队险些集体叛乱的事情吓坏了，不敢对那些老兵下手仅仅是为了维持军队。有了全新的解决方法，他们感到心中仿佛一块大石头落地。对“防毒气药物”尽快抵达法国则充满了加倍的渴望。

　　“陈主席，这么做合适么？”商务代表王斌固然谈成了大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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