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能含水快速吞服。

　　上海那儿，很多自以为聪明的人，都瞪着眼珠死死盯着黄克开在孤儿院边上，那家所谓的小药厂，妄想能弄到降凤丸的配方。却哪里知道黄克在自制第一批药后，早就把生产线转移到延安来了。现在那个占地百平米余的小药厂，其实只是负责最后的成品包装工作而已。

　　黄克和艾琳娜在延安待了四天，四天的时间里，他手把手教会了这群人合成两种药物：第一种是西地那非，第二种是则阿苯达唑――后者是很好的打虫药，也是通过这个时期现有的化学试验设备就可以小批量生产的药物。

　　在这个时期的中国，因为水源卫生问题，以及草纸质量原因，几乎人人都受到蛔虫类的寄生虫病的折腾。

　　比起西地那非“易生产”性，阿苯达唑的化学合成的生产环节，制备周期更长。这座小型试验室，第一天试生产时，相关的药物产量暂时只有七百多克。但只要外来的原料能充足供应，其全年的产量，足够根据地全民进行蛔虫大清除活动并且还有大量剩余――这亦是另一条很有效的“生财”之道。

　　第一批的阿苯达唑被合成出来，按药用比例稀释溶解后，很快就拿出去给第一批人服入肚中试用。

　　当日，延安的茅房里各种“惊呼声”不断，内容大致都是：哇，我拉出来的芭芭里面有好多虫啊......

　　当黄克和艾琳娜在七天后离开延安时，包括主席在内，甚至也包括了苏联来的专家，大部分人都吃过药除虫。别看这是一件小事，在营养不良的民国时代，除掉大家肚子里和人体抢营养的蛔虫，本身就是变相地节省了大量粮食的消耗。

　　艾琳娜和黄克离开延安时，十字架空间里装满了数量高达一百万粒的成品“降凤丸”。这些药丸被他带回上海。

　　在那个小药厂的仓库里，现在早就摆满了其他地方运来的包装盒和药瓶。

　　最后的药物手动分装工作是由孤儿院里的孩子负责进行。一百多万粒药丸，几百孩子同时动作，一两天的时间就分装完毕。而后早就在外面等药等得望眼欲穿的各方买家，在第一时间上门把药运走，分售到世界各地。

　　而黄克离开延安的那一天，又一批从美国定制的设备，千里迢迢地从天津港经过铁路，再通过西安中转到了延安周边。

　　这批设备正是来自美国的采油、炼油设备。

　　1903年陕西大荔县“绅董”于彦彪，同延长县“贡生”刘德馨、郑明德等人，与德国世昌洋行私订合同，拟与德国人汉纳根合伙开采延长石油。此事遭陕西布政使樊增祥斥责。又经巡抚升允详情上奏，力主自办。1904年10月，陕西巡抚曹鸿勋复奏，试办“延长石油官厂”，获清政府批准。随后拨白银万两为开办费，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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